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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时间为线索整理的当代文学复习资料(升本)
更新时间:2019-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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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开全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全名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49年7月2日召开。它在对40年代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艺运动和创作总结、检讨的基础上,把延安文学所代表的方向确定为当代文学的方向,并对当代文学的创作、理论批评、文艺运动的展开方式和方针政策,制定规范性的纲要的具体细则。(会上,郭沫若作了题为《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总报告。大会最后通过了《宣言》,产生了全国性的文艺机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郭沫若任主席,茅盾和周扬任副主席,并成立了全国文联和文协等各个下属专业协会。 )这是一次全国文艺工作者大会师大团结的大会,在后来的文学史叙述中,常被当做“当代文学”的起点。五六十年代“中心作家”的“文化性格”五六十年代的“中心作家”,他们的“文化兴国”具有新的特征。

  首先,从出身的地域,以及生活经验、作品取材等的地域而言,出现了从东南沿海到西北、中原的转移(“五四”以及后走家多出身江浙、福建和四川、湖南:鲁迅、周作人、朱自清、巴金、丁玲等;五六十年代出身及写作前后主要活动区域集中于山西、陕西、河北、山东),表现了文学观念从比较注重学识才情、文人传统,到重视政治意识、社会政治生活经验的倾斜,从较多注重市民、知识分子到重视农民生活表现的变化。

  这一时期“中心作家”的多数人,认定文学写作与参加左翼革命活动,是同一事情的不同方面,文学被看作是服务于革命事业的一种独特方式。明确的目标感和乐观精神是他们作品的基调。

  这一时期作家的“文化素养”,也与“五四”及以后的现代作家有着不同的侧重。(大多学历不高,在文学创作上普遍准备不足,思想和艺术借鉴的范围狭窄)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50-51);对萧也牧(主要《我们夫妇之间》)等的创作的批评(51);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对胡适的批判(54-55);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55);文学界的反运动,和对丁玲、冯雪峰“反党集团”的批判(57);对资产阶级人性论、人道主义的批判(巴人《论人情》等);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从 63年开始,在哲学、史学、经济学、文学艺术等领域开展全面的批判运动(的先声,对象“合二而一”论、“让步政策论”“时代精神会和”论、“写‘中间人物’论”)

  这一时期(十七年文学),诗歌理论和时间上被反复阐述和强调的,是诗的社会“功能”、以及写作者“立场”和思想情感的性质。诗服务于政治,诗与现实的生活、与“人民群众”的相结合,是当代诗歌观念的核心。

  “写实”倾向在五六十年代的诗歌中,一方面表现为四十年代“解放区”已经出现的叙事诗热潮,表现了异乎寻常的“兴盛”,另一方面则是大多数的抒情短诗,都有着人物、事件、场景的框架。

  李季《菊花石》(《王贵与李香香》)、闻捷、韦其麟、张志民、(青年诗人:)邵燕祥、李瑛、公刘、梁上泉、顾工、流沙河、(政治抒情诗:)贺敬之、郭小川(《一个和八个》)

  在五六十年代,作家批评家在“题材”问题上尽管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他们对“题材”本身的理解,以及处理这一问题的角度、方法,却并无很大的差异。第一题材是被严格分类的(社会生活“空间”上:工业、农业、军队、学校;时间上:历史题材、现实生活题材。实际上包含着“阶级”区分的标准)。第二,不同题材类别,被赋予不同的价值等级;即指认它们之间的优劣、主次、区分高低。(主要/重大题材,次要/非重大题材),工农兵的生活、形象,优于知识分子或“非劳动人民”的生活、形象;“重大”行至的斗争(政治斗争,“中心工作”),优于“家务事、儿女情”的“私人”生活;显示的当前脾气额的政治任务,优于逝去的历史陈迹;由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优于“历史”的其他事件和活动;而对于行动、斗争的表现,也优于“个人”的感情和内在心理的刻画。

  写英雄典型、写矛盾冲突、设计有波澜起伏情节线索,在小说理论、创作中取得绝对地位,成为衡量作品价值的主要尺度;留给“诗化”“散文化”小说的发展空间不多。

  农村题材小说代表作家(除山西、陕西之外):李准《李双双小传》《黄河东流去》

  山药蛋派/山西作家群/山西派/《火花》派:五六十年代一个以创作农村题材小说为主一个小说“流派”。具有以下特征:一、地域上,赵树理、马烽等人长期生活、工作在深吸,作品写的也多山西农村生活。二、写作与农村“实际工作”的关系,从社会功能角度来理解作家在生活中“不做旁观者”的主张。三、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来写的“写实”风格。四、重视故事性和语言的通俗,以便能让识字不多的乡村读者能听懂、读懂。代表人物和作品有赵树理《小二黑结婚》、马烽《结婚》、西戎《丰产记》等。

  孙犁《风云初记》《山地回忆》杜鹏程《保卫延安》知侠《铁道游击队》高云览《小城春秋》吴强《红日》曲波《林海雪原》梁斌《红旗谱》杨沫《青春之歌》雪克《战斗的青春》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刘流《烈火金刚》冯志《敌后武工队》冯德英《苦菜花》欧阳山《三家巷》(通俗小说一章中也有出现)罗广斌《红岩》茹志娟《百合花》峻青《黎明的河边》王愿坚《党费》萧平《三月雪》刘真《英雄的乐章》菡子《万妞》

  总体而言,孙犁小说的格局不大,有时且有平淡、重复之处。但是他的一些中短篇,因其鲜明特色,而能够穿越变换的政治和文学的风雨。

  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短篇)、碧野的长篇《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白刃的长篇《战斗到天明》、胡风的长诗《时间开始了》、路翎《洼地上的“战役”》

  1956年和1957年上半年,文学思想和创作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变革。这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是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在中国,在1956年5月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给潜在于各个领域的强大的变革要求以推动和支持。文学界遂出现了突破僵化教条的、类乎当时苏联文学的那种“解冻”。代表作家作品有:刘宾雁的特写《在桥梁工地上》、刘绍棠《西苑草》、宗璞《红豆》(细致绵密,相当感伤)、陆文夫《小巷深处》、郭小川的诗《一个和八个》、流沙河《草木篇》、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战士和祖国》、《挤垮它》等以《谁是最可爱的人》为名集结出版、《依依惜别的深情》;秦牧《社稷坛抒情》;杨朔《荔枝蜜》《茶花赋》;刘白羽

  老舍写于1957年的一部三幕剧,讲述了北京城一家名为裕泰的茶馆在清末1989年初秋、袁世凯死后军阀混战的民国初年以及四十年代抗战结束和内战爆发前夕的变化,本港台开奖现场直播j2,借此表现十九世纪末以后半个世纪中国的历史变迁。作品从“侧面”,从“小人物”、“小社会”出发,透露了与现代历史有关的某种悖谬含义,其叙述动机来自于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渴望,和对一个不公正的社会的憎恶,堪称当代的经典作品,也是老舍在当代最重的作品。

  沈西蒙(漠雁、吕兴臣)《霓虹灯下的哨兵》、丛深《千万不要忘记》、陈耘等《年青的一代》

  纪要和另外一些文章、讲话,全面阐述了一派进行“文艺革命”的纲领和策略。

  一、《纪要》攻击了“建国以来”的文艺界被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的“黑线”专了政。

  二、重申了在“批示”中的判断。认为“这十几年”真正的好作品不多,不少是“中间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声明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三、在对“就问以批判的同时,指出要创造“新文艺”,并要“搞出好样板”,题材上把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艺术上要采取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创新队伍上要“重新组是文艺队伍”,包括“重新教育”被“腐蚀”的“文艺干部”和工农兵的加入。

  四、开列了必须“破除迷信“的中外文学的名单,包括“中外古典文学”和“十月革命前后出现的一批比较优秀的苏联革命文艺作品”。

  《纪要》表达了本世纪以来就存在的,主张经过不断选择、决裂,以走向理想形态的“一体化”的激进文化思潮。

  “文革文学”制成一种具有特定性质、形态的文学,大体上是指公开出版的创作,即由文艺激进派别所提倡、扶持的作品。其特点如下:

  总的来说基本遵循着文学激进派所确立的创作原则和方法,和五六十年代的“主流创作”在文学观念和艺术方法上,并不存在清晰的界线。另一方面,比较五六十年代,“文革文学”也出现重要变化,形成其特定的属性

  2、确定文学写作的思维过程,“形象思维”、直觉、体验等,被看做是“神秘主义”加以拒绝和清除。

  3、强调“革命浪漫主义”,广泛运用象征的方法,意义指向确定“公共”的象征,取代了生活细节的具体描述。

  4、创造新人形象成为一条规定严格、不得稍有违反的“律令”。所有作品必须以英雄人物为中心和支配地位,英雄人物必须高大完美,不能有什么性格思想的弱点。

  5、戏剧居于中心地位,对其他文学样式在结构上产生了影响。主要表现为诗、小说、散文的“场景化”。

  “八个革命样板戏”: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海港》、《沙家浜》、《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

  “阶级”力量的性质更加清晰,对立“阵线”更加分明,冲突也更加尖锐激烈,“阶级斗争”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生活每一空隙,被组织成笼罩一切的网。

  八十年代作家的“主体”,主要有两部分人组成。一是五十年代因政治或艺术原因受挫者。他们在八十年代被称为“复出作家”(或“归来作家”),包括:艾青、汪曾祺、唐湜、王蒙、张贤亮、昌耀、高晓声、陆文夫、刘宾雁、邓友梅、公刘、邵燕祥、从维熙、刘绍棠、李国文、流沙河;另一部分是“知青”的一群,包括:韩少功、张承志、史铁生、贾平凹、王安忆、郑义、张辛欣、梁晓声、孔捷生、陈建功、李杭育、张抗抗、阿城、何立伟、叶辛、铁凝、李晓等,诗人多多、食指、芒克、江河、杨炼、

  舒婷、北岛、林莽、严力。此外,一些“文革”后已届中年才进入写作活跃期的作家,也是“新时期文学”不容忽视的力量(高行健、刘心武)。与此同时,更年轻的作家带来了新的艺术风貌,表现了新锐的探索和革新精神:莫言、刘索拉,所谓“第三代”或“新生代”的诗歌写作也开始浮现:海子、韩东、西川、于坚、欧阳江河、王家新、。

  由文革亲历者讲述的创伤记忆或以这种记忆为背景的作品。产生于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以卢新华的《伤痕》为开端,代表作还有刘心武的《班主任》等等。这类作品以中短篇为主,艺术上比较粗糙,提示了文学“解冻”的一些重要象征:对个体命运、情感创伤的关注,启蒙观念和知识分子“主体”地位的提出等。

  八十年代中期,文坛上兴起了一股文化寻根的热潮,以现代意识反映传统文化,致力于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他们的创作被称为寻根文学。“寻根”实际上是为了修复民族精神,为“现代化”进程提供可靠的根基。代表作家作品有韩少功《爸爸爸》、阿城《棋王》、郑义《远村》等。开端是韩少功在1985年第四期《长春》上短文《文学的“根”》的发表。

  八十年代后期,一批年轻小说家在小说形式上所作的试验,出现了被称为“先锋小说”的创作现象。个人主体的寻求,和历史意识的确立已趋淡薄,他们重视的是“文学的自觉”,即小说的“虚构性”,和“叙述”在小说方法上的意义。代表作家作品有马原《冈底斯的诱惑》,洪峰《奔丧》,苏童《妻妾成群》,格非《迷舟》,孙甘露《请女人猜谜》,余华《现实一种》

  不同于已有的现实主义和先锋派,主张表现平庸、琐屑的俗世化“现实”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的小说流派。“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文学在另一个价值平面上的展开提供了新的地标。消解生活的诗意,拒绝乌托邦,将灰色、沉重的‘日常生活’推到了时代的前面。”也被称为“后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小说”等。代表作家作品有池莉《烦恼人生》《来来往往》,刘震云《一地鸡毛》《官人》《单位》等。

  八十年代中后期以西方二十世纪现代文学(“现代派”文学)作为主要参照系,并将之转化为艺术经验的主要来源的文学变革。主要的探索趋向为对于特定时空的社会政治的“超越”,摆脱经典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追求“本体意味”的形式和“永恒”的生存命题。包括“寻根小说”“先锋派”“第三代诗”等现象。

  艾青《鱼化石》《古罗马的大斗技场》,邵燕祥《愤怒的蟋蟀》,流沙河《草木篇》(散文诗)《故园九咏》(诙谐的遥曲体制),昌耀《慈航》(长诗),曾卓《悬崖边的树》,绿原《重读圣经》

  朦胧诗”又称新诗潮诗歌,是新诗潮诗歌运动的产物,因其在艺术形式上多用总体象征的手法,具有不透明性和多义性,所以被称作“朦胧诗”。代表诗人作品包括北岛《回答》《走向冬天》、顾城《一代人》、江河《大雁塔》、杨炼《土地》《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和舒婷《致橡树》《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神女峰》。

  专指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朦胧诗运动之后崛起、在1985至1986年达到高潮的、以不满和颠覆朦胧诗为基本特征价值取向的诗歌现象的总称。主要采取组织诗歌社团、发表宣言的“运动”方式开展,主要分布在四川、上海南京一带。代表社团和作家有:南京“他们文学社”(韩东、于坚、丁当、吕德安、王寅、小君、陆忆敏、于小伟、朱文、朱朱等)、上海“古典主义(“海上”、“大陆”、“撒娇”)”(孟浪、陆忆敏、陈东东、刘漫流、王寅、宋琳、张真、默默、张小波等)、四川新生代——最活跃(整体主义:石光华、宋渠&宋炜;新传统主义:廖亦武、欧阳江河;莽汉主意:万夏、马松、李亚伟;非非主义:周伦佑、蓝马、尚仲敏)

  李亚伟《中文系》、《硬汉们》,胡东《女人》《我想乘上一艘慢船到巴黎去》,韩东《有关大雁塔》,欧阳江河《悬棺》《汉英之间》《玻璃工厂》,翟永明《女人》(组诗),海子《麦地组诗》《太阳》七部书,西川《在哈尔盖仰望星空》

  王蒙《蝴蝶》《春之声》《海的梦》《活动变人形》(长篇),张贤亮《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长篇),高晓声《李顺大造屋》《“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刘心武《班主任》《醒来吧,弟弟》《5·19长镜头》(纪实小说)《钟鼓楼》,李国文《冬天里的春天》《花园街五号》(都是长篇),从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雪落黄河静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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