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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人物评价十二生肖高手论坛
更新时间:2020-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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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轼在文、诗、词三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造诣,堪称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而且苏轼的创造性活动不局限于文学,他在书法、绘画等领域内的成就都很突出,对医药、烹饪、水利等技艺也有所贡献。

  其苏轼的审美态度为后人提供了富有启迪意义的审美范式,他以宽广的审美眼光去拥抱大千世界,所以凡物皆有可观,到处都能发现美的的存在。这种范式在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两方面为后人开辟了新的世界。所以,苏轼受到后代文人的普遍热爱,实为历史的必然。

  苏轼还以和蔼可亲、幽默机智的形象留存在后代普通人民心目中。他在各地的游踪,他在生活中的各种发明都是后人喜爱的话题。在宋代作家中,就受到后人广泛喜爱的程度而言,苏轼是无与伦比的。

  人的一生不容易,对活得有趣的人来说,生活是一道风景,是一个不断破茧而出的过程;对无趣的人来说,生活是一道道的壁垒,是满面愁绪的面容和背负着的沉重铧犁。

  苏东坡是一个有旷达胸怀的人,一个有趣的人,无论是做官做事,还是吟诗作文,他都留给我们“心灵的快乐”,这种心灵的愉悦,是其人生有追求、生活有情趣、心灵有归宿。

  苏东坡是极具天赋的艺术家,在生活里,他又有浓厚的生活情趣。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不一样的苏东坡,但一个有趣的灵魂,总是和他的日常生活时时相伴,让我们看到一个热爱生活、活波可爱的苏东坡。

  他研究出的“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的秘制东坡肉(东坡肘子);他学酿酒“一日小沸鱼吐沫,二日眩转清光活,三日开瓮香满城”的那份专注与情趣;

  东坡有雅趣,夜赏海棠,“只恐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逢花对酒,开怀畅饮,常醉常醒。他与文友们对酒当歌吟诗作赋,绝对是性情中人;

  与挚友佛印的坐禅神侃亦庄亦谐,有时像个老顽童;与苏小妹的喜笑嗔骂和谐相处,显得其乐融融。这些无不体现一位富有生活情趣的苏东坡,一个特立独行的有趣灵魂。

  展开全部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史书记载苏轼“身长八尺三寸有余,苏轼为人宽大如海”。苏轼是苏洵的次子(长子夭折),嘉佑二年(1057年),与弟苏辙同登进士。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熙宁二年(1069年),父亲丧守制期满还朝,为判官告院。因与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反对推行新法(并非完全不同意,还是有部分认可的,前期反对,后期深入民间,了解到新法的好处,转而赞成新法好的方面。),自请外任,出为杭州通判。再迁至密州(今山东诸城),移至徐州。元丰二年(1079年),罹“乌台诗案”,责授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署公文。哲宗立,高太后临朝,复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4个月后,迁为礼部郎中,任未旬日,除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又迁翰林学士知制诰(二品),知礼部贡举。元佑四年(1089年)出知杭州,后改知颍州,知扬州、定州。元佑八年(1093年),哲宗亲政,被远贬惠州(今广东惠州市区),再贬昌化军(今海南儋州市)。徽宗即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享年六十六岁,御赐谥号文忠(公)。

  他与他的父亲苏洵(1009年—1066年)、弟弟苏辙(1039年—1112年) 皆以文学名世,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 “三苏”为“唐宋八大家”中的三位【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代表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分为唐二家和宋六家)】。 作为杰出的词人,苏轼开辟了豪放词风,同杰出词人辛弃疾并称为“苏辛”。在诗歌上,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苏轼的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乐府》、《前赤壁赋》与《后赤壁赋》等。政治倾向上,苏轼属以司马光为领袖的旧党。因其书法方面成就极大,故与黄庭坚、米芾、蔡襄(也有学者认为是蔡京)并称“宋四家。苏轼提携的后人,著名的有“苏门四学士”,即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

  这是苏轼刻意追求的理想风格。他以充沛、激昂甚至略带悲凉的感情融入词中,写人状物以慷慨豪迈的形象和阔大雄壮的场面取胜;

  这是最能代表苏轼思想和性格特点的词风,表达了诗人希望隐居、避开乱世、期待和平的愿望。

  苏轼婉约词的数量在其词的总数中占有绝对多的比例,这些词感情纯正深婉,格调健康高远,也是对传统婉约词的一种继承和发展。 1079年7月,苏轼在湖州任上,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黄州。诗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来,苏轼历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绩卓著。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而诗案之后,虽然有一段时间官至翰林学士,但其作品中却少有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旷达的心境就更加显露出来,一承黄州时期作品的风格,收敛平生心,我运物自闲,以达豁然恬淡之境。 以乌台诗案为界,苏轼的诗词作品在创作上有继承也有明显的差异。在贯穿始终的“归去”情结背后,我们看到诗人的笔触由少年般的无端喟叹,渐渐转向中年的无奈和老年的旷达——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首先,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期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其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 后期,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他则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启发,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 第三,在风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益清。 就词作而言,纵观苏轼的三百余首词作,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却为数不多,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占苏轼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着实反映了那段时期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而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也有娱宾遣兴,秀丽妩媚的姿采。诸如咏物言情、记游写景、怀古感旧、酬赠留别,田园风光、谈禅说理,几乎无所不包,绚烂多姿。而这一部分占了苏轼全词的十之八九左右,其间大有庄子化蝶、无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对现实的对政治的不满、歇斯底里的狂吼、针尖麦芒的批判全部驱逐了。其题材渐广,其风格渐趋平淡致远。

  “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庄子、渊明(陶潜)、子美(杜甫)、子瞻(苏轼字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之有也。”

  王国宪在《重修儋县志叙》中评价苏轼,“以诗书礼乐之教转化其风俗,变化其人心,听书声之琅琅,弦歌四起,不独‘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辟南荒之诗境也。”

  董其昌作过一段著名的跋语:“东坡先生此赋,楚骚之一变也;此书,‘兰亭’之一变也。宋人文字俱以此为极则。”这是对苏轼的《赤壁赋》及其书法最为深切而崇高的评价。

  作家李敖评论苏轼虽是达者,“但他的思想水平只是超级文人式的,最高境界止于《赤壁赋》,并没有思想家式的细腻与深入。又掺入佛、道及民间迷信,行为上搞求雨、炼丹,境界有低段出现。他的政治观点尤其旧派,比王安石差多了,真所谓‘汝唯多学而识之,望道而未见也’了。”

  国学大师钱穆说:“苏东坡诗之伟大,因他一辈子没有在政治上得意过。他一生奔走潦倒,波澜曲折都在诗里见。但苏东坡的儒学境界并不高,但在他处艰难的环境中,他的人格是伟大的,像他在黄州和后来在惠州、琼州的一段。那个时候诗都好,可是一安逸下来,就有些不行,诗境未免有时落俗套。东坡诗之长处,在有豪情,有逸趣。其恬静不如王摩诘,其忠恳不如杜工部。”

  苏轼是一位继往开来的人物,在中国漫长的文化史的链条当中,他是十分重要的一环。不管宋代统治者如何想方设法禁止苏轼文集流传,但苏轼的声名,代代相传,跨越时代。苏轼的人品文章,成为中国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苏轼继欧阳修之后,成为北宋的诗坛领袖,文艺泰斗。当时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均为苏轼门人,号称“苏门四学士”。苏轼生前,门人遍天下;苏轼身后有毁有誉。在他逝世后不久,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九月,蔡京又发动党祸,“籍元佑及元符末年宰相文彦博等、侍从苏轼等、余官秦观等、内臣张大良等、武臣王献可等凡百有二十人,御书刻石端礼门。”十二月又诏:“诸邪说诐行非先贤之书,及元佑学术政事,并勿施用。”1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四月,诏毁苏轼文集、传说 、奏议、墨迹、书版、碑铭和墓志,同时毁苏洵、苏辙、程颐、黄庭坚、秦观等人的诗文集。

  统治者的禁令,并没有控制苏轼文集的流传:“人们改称苏轼为毗陵先生。”朱弁曾记录这段事迹:“崇宁、大观间,东坡海外诗盛行,后生不复言欧公者。是时,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坡诗者,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2人们对读苏轼文苏轼诗的热情比下禁令前更狂热了。费衮记载了这样一桩事:“宣和间,申禁东坡文字甚严,有士人携坡集出城,为门者所获,执送有司,见集后有一诗云:‘文星落处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穷,才力漫超生仲达,功名犹忌死姚崇。人间便觉无清气,海内何曾识古风。平日万篇谁护惜,六丁收拾上瑶宫。’京尹义其人,阴纵之。”3在宋人笔记中,还有两则故事令人感动:一是碑工的义气。王清有记述:“九江碑工李仲宁,黄太史题其居曰琢玉坊。崇宁初,诏郡国刊元佑党籍姓名,太守呼仲宁,使劖之。仲宁曰:‘小人家旧贫窭,因刻苏内翰词翰,遂至饱暖,今日以好人为名,诚不忍下手。’守义之,曰‘贤哉,士大夫之所不及也!’馈以酒肉而从其请。”4一是记强盗敬爱苏轼。洪迈记述:“绍兴二年,虔寇谢达陷惠州,民居官舍,焚荡无遗。独留东坡白鹤峰故居,并率其徒葺治六如亭,烹羊致奠而去。次年,海寇黎盛犯潮州,悉毁城堞,且纵火。至吴子野近居,盛登开元寺塔见之,问左右曰:‘是非苏内翰藏图书处否?’麾兵救之,复料理吴氏岁寒堂,民屋附近者赖以不爇甚众。两人皆剧贼,而知爱敬苏公如此。彼欲火其书者,可不有愧乎?”5从百姓到强盗,都对苏轼怀着深深的敬意。何况文人乎!崇宁五年(公元1106年)正月,慧星出现,尾长竟天,太白书见。有一夜,雷雨大作,击碎党籍碑。当毁碑时,蔡京厉声曰:“碑可毁,名不可灭。”6是时,徽宗惧天怒,二月遂罢蔡京。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兵围京师,檄取东坡文集及司马光资治通鉴。徽宗在外来的压力下,诏复翰林侍读学士。宋高宗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戊申,诏复苏轼为端明殿学士,尽还合得恩数。绍兴九年庚申(公元1139年)申诏赐汝州郏城县坟寺名为旌贤广惠寺。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庚寅赐谥文忠。再崇赠太师。九年(公元1173年)癸巳复诏有司重刊东坡文集。理宗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乙未正月,诏从祀孔子庙庭,位列张载、程颢、程颐之上。7

  据王文诰整理记载:苏轼逝世后,浙西、淮南、京东、河北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士君子奔吊于家,秦陇楚粤之间,车尘马迹,所至无贤愚,皆咨嗟出涕,太学之士数百人,相率饭僧慧林佛舍,陈师道方官京师,闻公讣亦卒,张耒在颖州举哀制服,坐贬黄州安置。黄庭坚悬像室中,奉之终身。不久,李昭玘、廖正一等皆坐废黜而逝世。子由泣曰:“我初从公,赖以有知,抚我则兄,诲我则师。”米黻曰:“道如韩子,文比欧公,八周御魅能旋,六合著名犹窄。”钱世雄曰:“降邹阳于十三世,天室偶然,继孟轲于五百年,吾无间也。”李廌曰:“皇天后土,知平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廌布衣也,文出天下诵之。”8

  苏轼诗,在逝世后几年即广为流传。崇宁、大观年间(公元1102—1107年),有赵云(次公)、宋云(援)、李德载、程演四家的《苏诗四注》,继有赵云(次公)、宋云(厚)、程云(演)、宋云(援)、新添云(林子仁)作《苏诗五注》,“四注”、“五注”皆编年注,出于北宋。南宋绍兴初年赵夔编辑苏传,复有师民詹、任居实、孙绰、李尧祖四家接踵于后,其体例一本于夔而取编年五注,并纳入之,是为“八注”,“二十注”。嗣后又有王十朋、张器先等据三十一家编年分类汇集注,赵夔所编诗集为《苏诗十注》,王十朋编的为《苏诗百家注》。后来,范成大又劝陆游重新编注苏诗,没有实行。吴兴施元之、施宿父子以两代几十年的功力,对苏诗重新增编补订,刊版于南宋嘉泰三年(公元1202年),这部注本以其繁徵博引,诠解详备,称誉士林。

  赵夔等编注家们对苏轼都进行全面的、高度的评价。赵夔说:“东坡先生读书数千万卷,学术文章之妙,若太山北斗,百世尊仰,未易可窥测藩篱,况堂奥乎!”9王十朋说:“东坡先生之英才绝识,卓冠一世,平生斟酌经传,贯穿子史,下至小说、杂记、佛经、道书、古诗、方言,莫不毕究,故虽天地之造化,古今之兴替、风俗之消长,与夫山川、草木、禽兽、鳞介、昆虫之属,亦皆洞其机而贯其妙,积而为胸中之文,不啻如长江大河,汪洋闳肆,变化万状,则凡波澜于一吟一咏之间者,讵可以一二人之学而窥其涯涘哉!”10陆游在《施司谏注东坡诗序》中评东坡诗:“援据闳博,旨趣深远。”他说:“某顷与范公至能会于蜀,因相与论东坡诗,慨然谓予‘足下当作一书,发明东坡之意,以遗学者。’某谢不能。”实际上,陆游对苏轼的作品,领会是很深的;越是这样就越感到注苏诗的难度之大。他向范成大举出两个例子,问他将作何解释,如“‘五亩渐成终老计,九重新扫归巢痕。’‘遥知叔孙子,已致鲁诸生。’当若为解?”范成大答曰:“东坡窜黄州,自度不复收用。故曰‘新扫旧巢痕’,建中初,复召元佑诸人,故曰:‘已致鲁诸生’,恐不过如此。”陆游说:“此某之所以不承命也。昔祖宗以三馆养士,储将相材,及官制行,罢三馆。而东坡盖尝直史馆,然自谪为散官,削去史馆之职久矣,至是史馆亦废,故云‘新扫旧巢痕’。其用事之严如此。而‘凤巢西隔九重门’,则又李义山诗也。建中初,韩曾二相得致,尽收用元佑人,其不召者亦补大藩。惟东坡兄弟犹领宫祠。此句盖寓所谓不能致者二人,意深语缓,尤未易窥测。至如‘车中有布乎’,指当时用事者,则近而易见。‘白首沈下吏,绿衣有公言’,用以侍妾朝云尝叹黄师是仕不进,故此句之意,戏言其上僭。则非得于故老,殆不可知。必皆能知此,然后无憾。”因为诗语深语缓,未易窥测,故范成大叹息说:“如此诚难矣。”理解苏诗,在南宋的上层知识分子已认为如此艰难!自宋到今,注解苏诗有百家以上,也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陆游曾记载苏轼文章在南宋影响之广。他说:“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语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11

  到了金代,诗人们对苏轼诗文的横放超迈的格调,多所评论。王若虚云:“东坡之文,具万变而一以贯之者也:为四六而无俳谐偶丽之弊;为小词而无脂粉纤艳之失;楚辞,则略依仿其步骤而不以夺机杼为工;禅语,则姑为谈笑之资而不以穷葛藤为胜。此其所以独兼众作,莫可端倪。而世或谓四六不精于汪藻,小词不工于少游,禅语、楚辞不深于鲁直,岂知东坡也哉!”12王若虚肯定苏轼与秦观、黄庭坚的高下的比较。认为苏轼是文中之龙,理妙万物。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有诗评论:“奇外天奇更出奇,一波才动万波随。只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又云:“金入洪炉不厌频,精真那计受纤尘。苏门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诗百态新!”这二首诗对苏诗是褒是贬,历代争论不一。郭绍虞认为:元好问诗,格实近东坡。翁方纲《读元遗山诗》云:“遗山挪眉山,浩乎海波翻,效忠苏门后,此意岂意言。”元遗山学习苏诗,已为后代诗人所共识。潘德兴《论遗山诗》云:“评论正体齐梁上,慷慨歌谣字字遒。新态无端学坡谷,未须沧海说横流。”指出元好问诗接踵苏诗。所以元好问论苏诗,虽指出苏诗毛病,但并非贬抑,而是言简意赅评论其达到艺术高度之后的不足处。在二百年来诗人多学坡谷的热潮中,也指出苏诗的瑕疵所在。元代也不乏人学苏轼诗。袁桷曾为周权《此山集》作序曰:“称其法苏、黄之准绳,达〈骚〉、〈选〉之旨趣。”13许有壬《怀坡楼记》云:“苏文忠公文章在天地间,后世学者无所容喙。尚论其平生忠义而迹其出处,有不能不为之浩叹者焉。”14直至明代,学苏又掀起了新的高潮。这时,不仅学苏诗,而且崇尚苏轼文章、人品;尤其把学苏文与科举联在一起。钱一清在《序苏长公合作》中说:“长公之文,如太仓给粟,人得共饱。”15苏轼的文章,已成为一代文士的精神食粮。明代更多的是出版苏轼选集,益加以评点,全面评介苏轼的学问、人品及功业。王世贞说:“今天下以四姓目文章大家,独苏公之作最为便爽,而其所撰论策之类,于时为最近,故操觚之士,鲜不习苏公文者。……苏公才甚高,而出之甚达,而又甚易,凡三氏之奇尽于集,而苏公之奇不尽于集,故天下而有能尽苏公奇者,亿且不得一也。”16王世贞对苏文的喜爱,已到了读苏文可以提神醒脑的程度,他说少年时读苏文情景:“懒倦欲睡时,诵子瞻小文及小词,亦觉神至。”17明代评文,多以苏文为标准,汤实尹说:“昔之以文海内外者,或品之曰:眉山再生。曰:宛然苏家衣钵。”18明人学苏轼文章,多被其品格、精神所感动,像李卓吾说:“苏长公何如人,故其文章自然惊天动地,世人不知,只以文章称之,不知文章真彼余事耳,世未有其人不能卓立而能文章垂不朽者。”19又说他“平生心事宛然如见,如对长公披襟面语,朝夕共游。”20又说:“《坡仙集》虽若太多,然不如是无以尽见此公生平,心实爱此公,是以开卷便如与之面叙也。”21李卓吾对苏轼人品之敬已到了日夕难离的地步。焦竑《刻坡仙集抄引》云:“古今之文,至东坡先生无余能矣,引物连类,千转万变而不可方物。即不可摹之状与甚难显之情,无不随形立肖,跃然现前者,此千古一快也。”22

  明代三袁兄弟对苏轼的热爱,已经是达到“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境界了。袁宗道因慕白居易、苏轼为人,故以白苏名斋。袁宗道说:“伯修酷爱白、苏二公,而嗜长公尤甚。每下直辄焚香静坐,命小奴伸纸,书二公闲适诗,或小文,或诗余一二幅,倦则一篇而卧,皆山林会心语,近懒近放者也。”23而袁宏道自己对苏轼的热爱,也不亚于乃兄,他在〈答冯琢庵师〉信中说:“宏近日始读李唐及赵宋诸大家诗文,如元白欧苏与李杜班马,真是雁行。坡公尤不可及,宏谬谓前无作者。”又在〈与李龙湖〉信中说:“近日最得意,无如批点欧苏二公文集。……苏公诗高古不如老杜,而超脱变怪过之,有天地来,一人而已。仆尝谓六朝无诗,陶公有诗趣,谢公有诗料,余子碌碌,无足观者。至李杜而诗道始大;韩柳元白欧,诗之圣也;苏,诗之神也。彼谓宋不如唐者,观场之见耳,岂真知诗为何物哉?”这里,袁宏道把苏轼诗誉为“诗之神也”,对苏诗极为崇拜。他在〈答梅客生开府〉信中又将苏诗与李、杜诗比较,回答“诗神”的内涵,他说:“苏公诗无一字不佳者,青莲能虚,工部能实;青莲唯一于虚,故目前每有遗景;工部惟一于实,故其诗能人而不能天,能大能化而不能神。苏公之诗,出世入世,粗言细言,总归玄奥;恍忽变怪,无非实情。盖其才力既高,而学问识见,又迥出二公之上,故宜卓绝千古。至其道不如杜,逸不如李,此自气运使然,非才之过也。”袁宏道对苏轼的推崇,已经到了倾倒的地步了。

  明代学者也有偏爱东坡小品者,凌启康〈刻苏长公小品序〉云:“夫宋室文章风流藻采,至苏长公而极矣,语语入玄,字字飞仙,其大者,恣韵泻墨,有雪浪喷天,层峦遍地之势,人即取之;其小者,命机巧中,有盆山蕴秀,寸草函草之致,人或忽之。自兹拈出,遂使片楮只言,共为珍宝。”大赞东坡小品的完美。袁中道也说:“今东坡之可爱者,多其小文小说,其高文大册,人固不深爱也,使尽去之而独存其高文大册,岂复有坡公哉。”24明人因小品文盛行,从而也把苏轼小品作为“快书”欣赏。明代之所以出现学苏热潮,也与一代文坛有密切关系。明代公安派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与苏轼的嘻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格调正好一拍即合;晚明人的思想解放浪潮,也从苏轼的庄老思想中获得启示。因而苏轼的影响,在明代表现更为强烈。

  清代的著名学者,学苏的热情也甚高涨。叶燮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毫端,而适如其意之所欲出。”25赵翼认为“昌黎之后,放翁之前,东坡自成一家,不可方物。”26清代注苏诗者很多,如宋荦与邵长蘅等补刊〈施注苏诗〉,查慎行对苏诗又作了全面的编年考订及补注,汪师韩著《苏诗选评笺释》、翁方纲著《苏诗补注》,冯应榴编《苏文忠公合注》,纪昀点论《苏文忠公诗集》,王文诰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是综合苏轼注本的大成了,清人对苏轼的感情,对苏轼的高风亮节,肃然敬意。

  苏轼的学问文章,也名震域外,宋哲宗元佑四年(公元1089年),苏辙出使辽国,辽国国主及大臣都向他问候苏学士,苏辙有诗云:

  在宋代,苏轼已名扬他国,辽国还出版了《大苏小集》。在日本国,珍重苏轼作品及年谱,出版《东坡先生诗集》,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王水照教授编的《宋人所撰三苏年谱汇刊》,就是从日本国搜集来的,如例何伦的《眉阳三苏先生年谱》,王水照先生说:“钞本最后有题云:‘应永二十七年岁次庚子春三月于龙阜之万秀山下书。’”后人于‘应永二十七年’处,批注云‘离庆长七年一百八十二年’;于‘龙阜’处,批注云:‘南禅寺’。按应永二十七年,为1420年;庆长七年,为1602年,相隔正好182年。故知钞本年代为1420年,相当于中国明永乐十八年,而为日本室町时代足利四代将军义持当政之时。”28由此可知,在明代日本已珍藏苏轼作品及年谱。当代日本刻印《苏轼全集》及诗集以及研究苏轼的成果,也令人注目。

  更令人感到意外的,德国伟大科学家爱恩斯坦,他开创人类对宇宙认识新阶段的“相对论”,就是运用苏轼〈日喻〉这篇文章中的瞎子摸象寓言。爱因斯坦利用肓人对两种比喻的演化,来解释人们对“相对论”的理解。而且,爱因斯坦引证了苏轼的〈题西林壁〉诗来解释他的“广义相对”学说,他在讲到“三维空间里的人难以想像出弯曲的三维空间里,两点一根最‘直’的曲线——短程线时”,说:那就像中国宋朝大诗人苏轼所说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29这是一项很令人深思的事迹。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在中国古代诗人诗歌中获得了科学想像的灵感。苏轼作品对世界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端。

  苏轼名满天下,当前国内外对苏轼的研究,越来越广泛,研究苏轼的著作、文章,已经逐渐演变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苏轼的文化精神,已是构成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内容.

  展开全部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人称其为“苏东坡”。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诗人,美食家,豪放派词人代表。汉族,眉州(今四川眉山,北宋时为眉山城)人,祖籍栾城。史书记载苏轼身长八尺三寸有余.苏轼为人豁达心胸宽广。苏轼是苏洵的长子,嘉佑二年(1057年)与弟苏辙同登进士。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熙宁二年(1069年),父丧守制期满还朝,为判官告院。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反对推行新法(并非完全不同意,还是有部分认可的,前期反对,后期深入民间,了解到新法的好处,转而赞成新法的好的方面。),自请外任,出为杭州通判。迁知密州(今山东诸城),移知徐州。元丰二年(1079年),罹“乌台诗案”,责授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文。哲宗立,高太后临朝,被复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4个月后,迁为礼部郎中;任未旬日,除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又迁翰林学士知制诰(二品),知礼部贡举。元佑四年(1089年)出知杭州,后改知颍州,知扬州、定州。元佑八年(1093年)哲宗亲政,被远贬惠州(今广东惠阳),再贬昌化军(今海南儋州市)。徽宗即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享年六十六岁。他与他的父亲苏洵(1009年—1066年)、弟弟苏辙(1039年—1112年) 皆以文学名世,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三苏”为唐宋八大家中的三位【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代表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分为唐二家和宋六家)】。作为杰出的词人,开辟了豪放词风,同杰出词人辛弃疾并称为“苏辛”。在诗歌上,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苏轼的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乐府》与《前后赤壁赋》等。在政治上属以司马光为领袖的旧党。在书法方面成就极大,与黄庭坚、米芾、蔡襄(也有学者认为是蔡京)并称“宋四家。在诗中难免有些政治思想。

  宋四家苏轼他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成就。

  嘉佑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阴差阳错地高中进士第二名。

  嘉佑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很不同意参知政事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政绩显赫,深得民心。苏轼

  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新党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为皇帝起草诏书的秘书)。

  俗话说:“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佑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外放颍州。 元佑八年(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而后,苏轼又被再贬至更远的儋州(今海南)。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后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文忠。享年六十五岁(因为其为12月19所生,所以年龄比实际大两岁)。

  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的艺术境界。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释德洪《跋东坡(左忄(xīn)右允)池录》说:“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成文。”苏轼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在当时的作家中间享有巨大的声誉,一时与之交游或接受他的指导者甚多,北宋文学家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都曾得到他的培养、奖掖和荐拔。故称苏门四学士。

  苏诗现存约四千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燮星期《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少数诗篇也 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丙辰中秋》传诵甚广。诗文有《东坡七集》等。

  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苏轼还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一家 ,自创新意。 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 自云:“我书造意本无法”;又云:“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黄庭坚说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又云:“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晚年又挟有海外风涛之势,加之学问、胸襟、识见处处过人,而一生又屡经坎坷,其书法风格丰腴跌宕,天真浩瀚,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人书并尊,在当时其弟兄子侄子由、迈、过,友人王定国、赵令畤均向他学习;其后历史名人如李纲、韩世忠、陆游,以及的吴宽,清代的张之洞,亦均向他学习,可见影响之大。黄庭坚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

  苏轼在绘画方面画墨竹,师文同(即文与可),比文更加简劲,且具掀舞之势。米芾说他“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亦善作枯木怪石。 米芾又云:“作枯木枝干,虬曲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均可见其作画很有奇想远寄。其论书画均有卓见,论画影响更为深远。如重视神似,认为“论 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式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并明确提出“士人画”的概念等,高度评价“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 造诣。为其后“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存世书迹有《黄州寒食诗》、《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与《祭黄几道文》、《前赤壁赋》等。存世画迹有《古木怪石图卷》、《竹石图》;又近年发现的《潇湘竹石图卷》也是他的作品。

  苏轼在才俊辈出的宋代,在诗、文、词、书、画等方面均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

  宋神宗在熙宁年间(1068~1077)重用王安石变法,变法失利后,又在元丰年间(1078~1085)从事改制。就在变法到改制的转折关头,发生了苏轼乌台诗案。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李定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御史台自汉代以来即别称“乌台”,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

  北宋神宗年间苏轼因为反对新法,并在自己的诗文表露了对新政的不满。由于他当时是文坛的领袖,任由苏轼的诗词在社会上传播对新政的推行很不利。所以在神宗的默许下,苏轼被抓进乌台,一关就是4个月,每天被逼要交代他以前写的诗的由来和词句中典故的出处。

  由于宋朝有不杀士大夫的惯例,所以苏轼免于一死,但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元丰二年 (1079年),苏轼移任湖州 (浙江省吴兴县),七月遭御史台所派遣的皇甫遵等人逮捕入狱,他们指证苏轼在诗文中歪曲事实,诽谤朝廷。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举出苏轼的《杭州纪事诗》做为证据,说他“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更从他的其它诗文中挖出一句二句,断章取义的给予定罪,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本来苏轼是说自己没有把法律一类的书读通,所以无法帮助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他们却指他是讽刺皇帝没能以法律教导、监督官吏;又如“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说他是指责兴修水利的这个措施不对。其实苏轼自己在杭州也兴修水利工程,怎会认为那是错的呢?又如“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说他是讽刺禁止人民卖盐。总结一句话,是认定他胆敢讥讽皇上和宰相,罪大恶极,应该处死刑。

  苏轼在御史台内遭到严刑拷问,他自认难逃死罪。最后终能幸免一死。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蒙神宗的恩赐被判流放黄州(湖北省黄冈县),苏轼被拘禁近百日,后获释离开御史台之狱。后人把这桩案件的告诉状和供述书编纂为一部《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汉书·朱博传》:“是时,兀御史府吏舍百余区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树,常有野乌数千栖宿其上,晨去暮来,号曰朝夕乌。”后世便以御史府为乌府,御史台为乌台。由于这案的发起者都是御史台的言官,他们包括御史中丞李定,监察御史里行(御史台的见习史官)舒亶、何正臣等,因此称为“乌台诗案”。

  苏轼致祸的原由,除上述的“莫须有罪名”外,据说是因为得罪了当时的宰相王安石。当时人的笔记里曾记载其事。王安石作宰相,东坡属于门下。因“字说”得罪安石,由翰林学士贬为湖州刺史。三年任满,回京朝见。往谒安石,适逢外出未归。东坡坐在书房,见端砚下压一诗笺,中有两句:“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东坡见诗大笑,自思:黄花是指菊花,因晋陶渊明爱菊,颇为文人所重。开于深秋,其性颇强,敢与秋霜相抗,最能耐久,虽老而枯干,终不落瓣。王安石的诗“吹落黄花满地金”简直是胡说八道。一时诗兴大发,续写两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因久候安石不归,就回到寓所。晚间王安石回来,看见续诗,听家人说苏东坡写的。安石大怒,把东坡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东坡只得忍气吞声地去赴任。东坡任团练副使,颇为清闲,与名士陈季常为友,终日游山玩水,饮酒赋诗。秋天到了,黄菊盛开。一天季常来访,东坡约季常同往花园赏菊,见黄花纷纷落地,真似铺金一样,大惊失色。季常问明原故,笑道:“花木各地不同,黄州的菊花是经秋风而落瓣的,”东坡方知安石为了东坡续诗笑他,特意把他贬到黄州叫他看看“吹落黄花满地金”。

  1079年7月,苏轼在湖州任上,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黄州。诗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来,苏轼历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绩卓著。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而诗案之后,虽然有一段时间官至翰林学士,但其作品中却少有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旷达的心境就更加显露出来,一承黄州时期作品的风格,收敛平生心,我运物自闲,以达豁然恬淡之境。

  以乌台诗案为界,苏轼的诗词作品在创作上有继承也有明显的差异。在贯穿始终的“归去”情结背后,我们看到诗人的笔触由少年般的无端喟叹,渐渐转向中年的无奈和老年的旷达——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首先,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其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其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

  前期,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 后期,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他则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启发,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

  第三,在风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溢清。

  就词作而言,纵观苏轼的三百余首词作,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却为数不多,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占苏轼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着实反映了那段时期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而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也有娱宾遣兴,秀丽妩媚的姿采。诸如咏物言情、记游写景、怀古感旧、酬赠留别,田园风光、谈禅说理,几乎无所不包,绚烂多姿。而这一部分占了苏轼全词的十之八九左右,其间大有庄子化蝶、无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对现实的对政治的不满、歇斯底里的狂吼、针尖麦芒的批判全部驱逐了。其题材渐广,其风格渐趋平淡致远。

  展开全部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人称其为“苏东坡”。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诗人,美食家,豪放派词人代表。汉族,眉州(今四川眉山,北宋时为眉山城)人,祖籍栾城。史书记载苏轼身长八尺三寸有余.苏轼为人豁达心胸宽广。苏轼是苏洵的长子,嘉佑二年(1057年)与弟苏辙同登进士。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熙宁二年(1069年),父丧守制期满还朝,为判官告院。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反对推行新法(并非完全不同意,还是有部分认可的,前期反对,后期深入民间,了解到新法的好处,转而赞成新法的好的方面。),自请外任,出为杭州通判。迁知密州(今山东诸城),移知徐州。元丰二年(1079年),罹“乌台诗案”,责授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文。哲宗立,高太后临朝,被复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4个月后,迁为礼部郎中;任未旬日,除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又迁翰林学士知制诰(二品),知礼部贡举。元佑四年(1089年)出知杭州,后改知颍州,知扬州、定州。元佑八年(1093年)哲宗亲政,被远贬惠州(今广东惠阳),再贬昌化军(今海南儋州市)。徽宗即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享年六十六岁。他与他的父亲苏洵(1009年—1066年)、弟弟苏辙(1039年—1112年) 皆以文学名世,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三苏”为唐宋八大家中的三位【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代表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分为唐二家和宋六家)】。作为杰出的词人,开辟了豪放词风,同杰出词人辛弃疾并称为“苏辛”。在诗歌上,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苏轼的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乐府》与《前后赤壁赋》等。在政治上属以司马光为领袖的旧党。在书法方面成就极大,与黄庭坚、米芾、蔡襄(也有学者认为是蔡京)并称“宋四家。在诗中难免有些政治思想。

  宋四家苏轼他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成就。

  嘉佑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阴差阳错地高中进士第二名。

  嘉佑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很不同意参知政事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政绩显赫,深得民心。苏轼

  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新党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为皇帝起草诏书的秘书)。

  俗话说:“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佑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外放颍州。 元佑八年(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而后,苏轼又被再贬至更远的儋州(今海南)。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后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文忠。享年六十五岁(因为其为12月19所生,所以年龄比实际大两岁)。

  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的艺术境界。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释德洪《跋东坡(左忄(xīn)右允)池录》说:“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成文。”苏轼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在当时的作家中间享有巨大的声誉,一时与之交游或接受他的指导者甚多,北宋文学家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都曾得到他的培养、奖掖和荐拔。故称苏门四学士。

  苏诗现存约四千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燮星期《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少数诗篇也 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丙辰中秋》传诵甚广。诗文有《东坡七集》等。

  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苏轼还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一家 ,自创新意。 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 自云:“我书造意本无法”;又云:“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黄庭坚说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又云:“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晚年又挟有海外风涛之势,加之学问、胸襟、识见处处过人,而一生又屡经坎坷,其书法风格丰腴跌宕,天真浩瀚,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人书并尊,在当时其弟兄子侄子由、迈、过,友人王定国、赵令畤均向他学习;其后历史名人如李纲、韩世忠、陆游,以及的吴宽,清代的张之洞,亦均向他学习,可见影响之大。黄庭坚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

  苏轼在绘画方面画墨竹,师文同(即文与可),比文更加简劲,且具掀舞之势。米芾说他“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亦善作枯木怪石。 米芾又云:“作枯木枝干,虬曲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均可见其作画很有奇想远寄。其论书画均有卓见,论画影响更为深远。如重视神似,认为“论 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式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并明确提出“士人画”的概念等,高度评价“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 造诣。为其后“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存世书迹有《黄州寒食诗》、《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与《祭黄几道文》、《前赤壁赋》等。存世画迹有《古木怪石图卷》、《竹石图》;又近年发现的《潇湘竹石图卷》也是他的作品。

  苏轼在才俊辈出的宋代,在诗、文、词、书、画等方面均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

  宋神宗在熙宁年间(1068~1077)重用王安石变法,变法失利后,又在元丰年间(1078~1085)从事改制。就在变法到改制的转折关头,发生了苏轼乌台诗案。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李定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御史台自汉代以来即别称“乌台”,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

  北宋神宗年间苏轼因为反对新法,并在自己的诗文表露了对新政的不满。由于他当时是文坛的领袖,任由苏轼的诗词在社会上传播对新政的推行很不利。所以在神宗的默许下,苏轼被抓进乌台,一关就是4个月,每天被逼要交代他以前写的诗的由来和词句中典故的出处。

  由于宋朝有不杀士大夫的惯例,所以苏轼免于一死,但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元丰二年 (1079年),苏轼移任湖州 (浙江省吴兴县),七月遭御史台所派遣的皇甫遵等人逮捕入狱,他们指证苏轼在诗文中歪曲事实,诽谤朝廷。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举出苏轼的《杭州纪事诗》做为证据,说他“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更从他的其它诗文中挖出一句二句,断章取义的给予定罪,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本来苏轼是说自己没有把法律一类的书读通,所以无法帮助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他们却指他是讽刺皇帝没能以法律教导、监督官吏;又如“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说他是指责兴修水利的这个措施不对。其实苏轼自己在杭州也兴修水利工程,怎会认为那是错的呢?又如“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说他是讽刺禁止人民卖盐。总结一句话,是认定他胆敢讥讽皇上和宰相,罪大恶极,应该处死刑。

  苏轼在御史台内遭到严刑拷问,他自认难逃死罪。最后终能幸免一死。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蒙神宗的恩赐被判流放黄州(湖北省黄冈县),苏轼被拘禁近百日,后获释离开御史台之狱。后人把这桩案件的告诉状和供述书编纂为一部《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汉书·朱博传》:“是时,兀御史府吏舍百余区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树,常有野乌数千栖宿其上,晨去暮来,号曰朝夕乌。”后世便以御史府为乌府,御史台为乌台。由于这案的发起者都是御史台的言官,他们包括御史中丞李定,监察御史里行(御史台的见习史官)舒亶、何正臣等,因此称为“乌台诗案”。

  苏轼致祸的原由,除上述的“莫须有罪名”外,据说是因为得罪了当时的宰相王安石。当时人的笔记里曾记载其事。王安石作宰相,东坡属于门下。因“字说”得罪安石,由翰林学士贬为湖州刺史。三年任满,回京朝见。往谒安石,适逢外出未归。东坡坐在书房,见端砚下压一诗笺,中有两句:“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东坡见诗大笑,自思:黄花是指菊花,因晋陶渊明爱菊,颇为文人所重。开于深秋,其性颇强,敢与秋霜相抗,最能耐久,虽老而枯干,终不落瓣。王安石的诗“吹落黄花满地金”简直是胡说八道。一时诗兴大发,续写两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因久候安石不归,就回到寓所。晚间王安石回来,看见续诗,听家人说苏东坡写的。安石大怒,把东坡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东坡只得忍气吞声地去赴任。东坡任团练副使,颇为清闲,与名士陈季常为友,终日游山玩水,饮酒赋诗。秋天到了,黄菊盛开。一天季常来访,东坡约季常同往花园赏菊,见黄花纷纷落地,真似铺金一样,大惊失色。季常问明原故,笑道:“花木各地不同,黄州的菊花是经秋风而落瓣的,”东坡方知安石为了东坡续诗笑他,特意把他贬到黄州叫他看看“吹落黄花满地金”。

  1079年7月,苏轼在湖州任上,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黄州。诗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来,苏轼历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绩卓著。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而诗案之后,虽然有一段时间官至翰林学士,但其作品中却少有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旷达的心境就更加显露出来,一承黄州时期作品的风格,收敛平生心,我运物自闲,以达豁然恬淡之境。

  以乌台诗案为界,苏轼的诗词作品在创作上有继承也有明显的差异。在贯穿始终的“归去”情结背后,我们看到诗人的笔触由少年般的无端喟叹,渐渐转向中年的无奈和老年的旷达——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首先,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其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其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

  前期,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 后期,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他则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启发,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

  第三,在风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溢清。

  就词作而言,纵观苏轼的三百余首词作,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却为数不多,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占苏轼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着实反映了那段时期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而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也有娱宾遣兴,秀丽妩媚的姿采。诸如咏物言情、记游写景、怀古感旧、酬赠留别,田园风光、谈禅说理,几乎无所不包,绚烂多姿。而这一部分占了苏轼全词的十之八九左右,其间大有庄子化蝶、无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对现实的对政治的不满、歇斯底里的狂吼、针尖麦芒的批判全部驱逐了。其题材渐广,其风格渐趋平淡致远。

  他的出现,是偶然也是必然;他的才华,是凡人而又超凡;他的思想,出于瞬间而又影响深远;他的性格,既洒脱而又有常人的一面。

  苏轼——中国文化史上的旷世奇才,罕见的多面手,多层次、全方位的文化——不仅仅是文学——巨子。神奇的文笔、渊博的学识、睿智的思想、高尚的人格、丰富的人生经历、多方面的巨大成就,还有,它永远不灭的那一份诙谐,真可谓: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在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中,他的名字就是一座丰碑!

  他长于散文创作,《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等名篇佳作脍炙人口,体现了中国文人的忧患意识和人文精神。他的诗,把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风格巧妙结合起来,多姿多彩,美轮美奂,代表了宋诗最高水平。他的词,清新豪健,题材广阔,挥洒自如,气势磅礴,开创了豪放词风。他的书法、绘画,也都达到了很高水平。除此之外,在哲学、茶道、烹饪、养生、园林艺术方面,他都有独到的造诣。

  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推崇苏轼:“三代以下诗人,无过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有之也。”他将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列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并且将他们的思想、人品、学问、才华、待人接物、立身行事,看成浑然一个整体,是有一定道理的。更足称道者,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文人,苏轼身上,既无头巾气,无山林隐逸气,亦无以富贵骄人气,无忠臣孝子气,无大作家架子气;既无大臣杜门思过之态,亦无谪宦战战兢兢之态。他与你我同在,同悲同喜,丝毫也不刻板,浑是率然纯真的真性情,真品格。

  苏轼的一生,可以用“四个三”来概括:不忘三事——金榜题名、乌台诗案、太后恩宠;不忘三人——敬如父师的欧阳修、素为敬重又有矛盾的王安石、司马光;不忘三地——黄州、惠州、儋州;不忘三情——与苏辙的手足情、与王弗的生死情、与朝云的不了情。他生活中的每一个片断,几乎都与传奇相联系。例如,金榜题名时,他由第一变成了第二,却反而更为出名;乌台诗案中,他九死一生,被贬黄州,却反而出现了创作的黄金时期;他赠弟辙、悼亡妻的词篇,被人们万口流传,历久而不衰……

  在为人上,苏轼在几乎丧命的逆境中保持坚贞气节和独立人格,决不随波逐流;在为官上,苏轼坚持为官一地,造福一方,徐州防汛,杭州筑堤,儋州授馆,十二生肖高手论坛。兴修水利,架桥凿井,赈灾施药,都于史有征;在人生态度上,苏轼即使在身处绝境时,也保持乐观豁达的心态和积极向上的追求……

  由于苏轼多方面的巨大成就,由于他更多的人民性,由于他时时闪现着智慧光芒的睿智思想,由于他超凡脱俗的旷代才华,千年以来,他受到那么多人的爱戴而有口皆碑;更由于生活经历的丰富性,他常常成为人们谈话的话题及内容。自然而然,学生们在作文时,也往往喜欢用东坡事迹作话题或材料,毫不夸张地说,有作文处尽可以有东坡。这正是因为,苏轼的精神与思想,早已融入了中国的文化与历史,还在影响着我们生生不息的文化创造和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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